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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果之痛

他為何“害”13歲的她？

　　16歲男子在未強迫13歲女友的前提下與之發(fā)生性關系，女友父母對此表示不追究，但男子仍被公訴并判刑。

　　案件聚焦

　　為何女方未被脅迫，男方仍被判？

　　對于14周歲以下的幼女，即使幼女本人同意發(fā)生性行為，行為人本身也可能觸刑。這是因為幼女對其同意的內容缺乏生理上和社會閱歷上的認知，對同意之后產生的后果也不能準確把握。

　　被告人未滿18歲，被判2年是否過重？

　　強奸罪的起刑點為三年有期徒刑，考慮到控辯雙方建議的從輕情節(jié)，法庭決定對其減輕處罰，判處有期徒刑1年零3個月。加上之前因犯搶劫罪而被判處的10個月刑期，總和刑期為2年零1個月。

　　案件回顧

　　今年3月30日，深圳市羅湖法院一審宣判，被告人李某（化名）在明知被害人張某不滿14周歲的情況下仍多次和其發(fā)生性關系，依法犯有強奸罪，加之其犯罪行為發(fā)生在緩刑期間，依法撤銷緩刑，數罪并罰，判處其有期徒刑2年。被告人不服，提起上訴，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于近日下達二審判決，維持了原判。

　　不過，與大眾對強奸罪的傳統(tǒng)認知不同，該案中李某不但沒有強迫張某之嫌，而且雙方還是男女朋友關系，甚至作為監(jiān)護人的雙方父母也表示對此不做追究。然而，深圳市兩級法院對此案做出的判決卻表明，14歲，這一法律出于保護幼女目的而設置的紅線不容觸碰。

　　在如今這個年代，未成年人戀愛，甚至發(fā)生性關系，已經不像我們遙遠的父輩時代那樣被視之為洪水猛獸，青少年多半習以為常，不少家長也不置可否。然而，近日一名剛滿16周歲的男子李某被判強奸張某的案例，卻足以讓社會重新思考這個話題。

　　未意識到被害的“被害人”

　　也許，不滿14周歲的張某從來沒有想到，心甘情愿嘗試禁果的自己居然會成為一名被害人，而李某也可能沒有想過，你情我愿的性關系竟會讓自己身陷囹圄。

　　在被告人李某的一審辯護律師李旭東的眼里，雖然已經滿了16周歲，但李某看起來仍然像個稚嫩的孩子?！八闹赡鄄粌H僅表現在臉龐上，也表現在對法律的無知上?！?span style="display:none">HLO福鼎新聞網｜今日福鼎｜福鼎新聞信息權威發(fā)布平臺

　　李某出生于1995年8月，廣東汕頭人，因為有家人在深圳打工，初中畢業(yè)后便來到深圳，然而剛入社會不久，李某便犯下了搶劫罪。2011年2月25日，羅湖法院一審判處李某有期徒刑10個月，緩刑1年。然而僅僅時過幾月，李某便又一次踩到了法律的紅線。

　　2011年8月初，李某結識了張某，并迅速發(fā)展為男女朋友。幾天后的8月5日，李某便在自己在羅湖區(qū)黃貝嶺上村某住處和張某發(fā)生了性關系。至2011年11月23日，李某又和張某先后在其住處和金城大廈某房多次發(fā)生性關系。

　　對于這段升溫過快的感情，張某和李某都覺得沒什么不妥，以至于李某在一次配合警方的調查中無意間點到了此事，張某對此也大方承認。然而，隨后事態(tài)的演變卻足以讓兩人銘記終生。2011年11月23日，李某被警方羈押，次日被刑事拘留，同年12月30日檢方對其批準逮捕，而這段感情也隨之變味，女方成了被害人，而男方則變成了涉嫌犯有強奸罪的犯罪嫌疑人。

　　對于這兩個突如其來的法律術語，張某和李某一時都無法接受，而雙方家長也向相關方面表示同意對李某的行為不做追究。不過，公訴程序并沒有因為雙方家長的諒解而中止，對此，金卡（深圳）律師事務所律師張興彬告訴記者，根據我國法律，重婚、遺棄、虐待家庭成員、侮辱誹謗、暴力干涉婚姻自由、破壞現役軍人婚姻等家庭案件，以及被害人有證據證明的輕微刑事案件和知識產權刑事犯罪，才屬于自訴案件，此外都屬于公訴案件。換句話說，強奸罪屬于法律規(guī)定必須公訴的案件。從這點而言，當公安機關確證已滿16周歲的李某明知張某不滿14周歲卻仍和其發(fā)生性關系這一線索時，公訴程序就已經注定無法避免。

　　減輕處罰的被告人

　　對于檢方關于其犯有強奸罪的指控，被告人李某當庭認罪，不過李某認為一審法院對其判處的2年刑期量刑過重，隨即提起上訴，二審法院最終維持了原判。

　　今年年初，羅湖法院一審開庭，審理被告人李某涉嫌強奸一案。據李某辯護律師李旭東稱，李某當庭承認自己在與張某發(fā)生性關系時知道張某未滿14周歲。據了解，張某生于1998年6月，案發(fā)時才13周歲。

　　李旭東告訴記者，根據我國《刑法》第236條規(guī)定，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手段強奸婦女的，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。奸淫不滿14周歲幼女的，以強奸論，從重處罰。李旭東告訴記者，對于與不滿14周歲女子發(fā)生性關系的，我國《刑法》中其實有兩個罪名，一個是強奸罪，另外一個便是飽受爭議的嫖宿幼女罪。但嫖宿幼女罪的構成要件之一是雙方存在性交易，而本案中李某和張某之間明顯不存在性交易，所以檢方以強奸罪提起公訴。

　　強奸罪，在多數人的思維模式中，“強”字，即強迫、脅迫，是該罪成立的必要條件，但實際上，當犯罪對象是不滿14周歲的幼女時便出現了例外。該案一審主審法官告訴記者，對于14周歲以下的幼女，即使幼女本人同意發(fā)生性行為，行為人本身也可能觸刑。對此，本案主審法官解釋稱，這是因為幼女對其同意的內容缺乏生理上和社會閱歷上的認知，對同意之后產生的后果也不能準確把握。

　　不過，對于與幼女發(fā)生性關系的未成年人，我國法律是留了一個小口子的。根據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強奸案件有關問題的解釋》，對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被告人，與幼女發(fā)生性關系構成犯罪的，以強奸罪定罪處罰；情節(jié)輕微（如交友早戀），尚未構成嚴重后果的，不認為是犯罪。這一解釋無疑是對當下戀愛低齡化的現實照顧，不過被告人李某與張某的戀愛過程雖然也算得上情節(jié)輕微，但由于李某“尷尬”地已滿16周歲，所以這條司法解釋對李某并不適用。

　　據此，公訴機關認為，對被告人李某應以強奸罪追究刑責，且被告人在緩刑考驗期內又犯新罪，依法應當撤銷緩刑，數罪并罰。不過，由于被告人李某犯罪時未滿18周歲，依法應當從輕或減輕處罰，且被告人歸案后如實供述，可從輕處罰，建議對被告人判處1年11個月至2年11個月有期徒刑。辯護人從輕處罰的理由和檢察機關相近，不過建議刑期為一年以內。

　　主審法官告訴記者，強奸罪的起刑點為三年有期徒刑，考慮到控辯雙方建議的從輕情節(jié)，法庭決定對其減輕處罰，判處有期徒刑1年零3個月。加上之前因犯搶劫罪而被判處的10個月刑期，總和刑期為2年零1個月，最終裁定執(zhí)行有期徒刑2年。一審判決下達后，被告人李某認為量刑過重，提起上訴，深圳市中級法院二審維持了原判。

　　應當引以為戒的“李某”們

　　一宗未成年人被判強奸的案例能引起如此廣泛的熱議，恐怕不僅僅是因為被害人與之發(fā)生性關系是純系自愿那么簡單。不夸張地說，在性觀念日益開放的今天，不少未成年人都可以從李某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。

　　被告人李某最終因數罪并罰被判服刑兩年，對此，本報深圳觀察官方微博曾發(fā)起一次主題調查，有超過50%的網友認為未成年男女之間發(fā)生性行為可以接受，而認為對李某追究刑責不合理的網友則超過60%。

　　這兩個均過半數的投票足以說明當今社會對于未成年人性行為的態(tài)度，而在這種寬松的性態(tài)度之下，與不滿14周歲幼女發(fā)生性關系的，恐怕也就遠遠不止李某一個人了。這些廣義上的“李某”們與自己的女友享受著早戀的甜蜜，并反射性地抗拒著來自成人世界的干預，包括法律的束縛，盡管這些立法全都出自保護他們的本意。

　　對于這些深陷愛情的“李某”們，司法機關也考慮到了人數龐大的現實，出臺了前文提到的《司法解釋》，對14周歲至16周歲之間的男性未成年人網開一面，不過16周歲以上的未成年人則不在此列。本案一審主審法官告訴記者，16周歲以上的未成年人其主觀認知能力和16周歲以下的未成年人是有區(qū)別的，所以法律才會規(guī)定16周歲以上的未成年人具備完全刑事責任能力，而14周歲至16周歲的未成年人只對故意殺人、爆炸等8類犯罪行為承擔刑事責任，14周歲以下的則無追究刑責一說。該法官認為，我國法律對于十四、十六、十八這些年齡階段的劃分和規(guī)定是充分考慮了未成年人心理、生理的認知狀況和控制能力等因素的。

　　所以，可能本案的判決對那些狹義上的“李某”們更具警示意義——已滿16周歲，并在明知對方未滿14周歲的情況下仍和其發(fā)生性關系。不過需要補充的是，法律規(guī)定此類案件需要經過公安機關立案偵查，在查證屬實、證據確實充分的基礎上，構成犯罪的才能被提起公訴。

　　　　中國人民大學律師學院院長徐建：

??? 如無前案緩刑，可考慮民事手段

　　徐建接受記者采訪時稱，刑事案件一般要構成對社會的嚴重危害，而此案出于雙方自愿，家長也不予追究，社會危害較小，可以考慮將其由刑事案件下放到民事案件來處理，這樣更有利于未成年人教育，也有利于社會穩(wěn)定。徐建認為，雖然被告人李某已滿16周歲，但其本人對世界仍然沒有清晰的認識，也沒有完整的概念，法律知識也不健全，這種情況下，可考慮不追究其法律責任。

　　“但由于被告人李某在案發(fā)時正處于搶劫罪緩刑期間，所以法院對其犯強奸罪判處1年3個月的刑期已屬減輕處罰?！毙旖ǜ嬖V記者，根據我國《刑法》規(guī)定，有前科重犯新罪的累犯行為應當從重處罰，這樣才有利于從其內心深處打消犯罪意圖，維護社會穩(wěn)定。

　　“前罪緩刑期間又犯新罪，可見被告人李某法制觀念之淡薄?！毙旖ǚQ，現在我國未成年人性知識、法律知識的增長和性好奇的增加嚴重不同步，因此家長貌似民主的寬待作風其實并不可取。徐建認為，因為營養(yǎng)和網絡的關系，未成年人早熟的身體極易受到性的引誘，而且這些引誘仍在以日益豐富的渠道到達孩子的神經，而同時我國家庭在孩子的性教育方面卻非常滯后，尤其是未成年幼女，她們對于發(fā)生性關系可能造成的身心影響普遍缺乏認識。

　　而相比性知識，中國未成年人的法律知識就少得更為可憐，比如國家法律為保護未成年幼女而設置的14歲這條紅線，不僅孩子們不知道，不少家長們可能也知之甚少。對此，徐建強調，在法律面前不存在“不知者無罪”這一說，未成年人要及早認清這一紅線，而家長們也應盡快拋掉拿無知當犯罪擋箭牌的陳舊觀念。

　　對于這類案件的審判，徐建認為，由于未成年人的問題牽涉面很廣，容易引起爭議，建議法院可采用大合議庭形式，7人中有4—6人為以陪審員身份參與審判的公民，在案件審判中，法官只負責量刑，決定權則交給陪審員?！斑@樣做可能會更順民意民心，減少爭議。”

　　廣東省性學會副會長朱嘉銘：

??? 未成年人性權利的邊界應當因時因地因人而異

　　從性學的角度出發(fā)，朱嘉銘告訴記者，當生理發(fā)育成熟時，個人就擁有了性權利，不過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性權利邊界并不完全重合。朱嘉銘同時認為，未成年人是一個龐雜的群體，在不滿18周歲的人群中，可能僅差一歲，其身心智識都會有很大的不同，所以很難給這個群體劃定一個統(tǒng)一的權利界限。

　　除了年齡差異，地域差異也是一個很難給未成年人性權利定界的原因。朱嘉銘認為，我國幅員遼闊，不同地方之間的氣候、經濟、教育水平差異很大，這些都會造成未成年人性成熟、性知識的增長在全國范圍內的嚴重不同步。比如在深圳這樣的沿海發(fā)達城市，未成年人成熟較早，社會的性教育做得也比較好，這里未成年人的性權利邊界可以考慮比不發(fā)達地區(qū)的同齡人們放得寬一些。不過，朱嘉銘也表示，法律設置14歲這樣一條紅線應該也是通盤考慮全國情況后的決定，不能簡單地將其理解為是法律對未成年人性權利的粗暴干涉。

　　中國政法大學青少年犯罪教研室主任皮藝軍：

??? 英美等國的社區(qū)圓桌　會議在國內尚難復制

　　未成年人發(fā)生性關系，這自然不是中國獨有的現象，在觀念更為開放的國外，性關系的低齡化也是讓立法者們頭痛的話題。中國政法大學青少年犯罪教研室主任皮藝軍告訴記者，國外的立法者們也對未成年人發(fā)生性關系持審慎態(tài)度，不過他們有一個非常清晰的概念，即未成年人發(fā)生性關系有著深厚的社會原因，比如成人社會的不良影響，而且未成年人辨識能力不足，所以未成年男性與幼女發(fā)生性關系后，不能由未成年男性來承擔全部責任，“這不公平”。

　　皮藝軍介紹稱，澳大利亞、美國、日本、英國等國都有著成熟的社區(qū)，未成年人在社區(qū)里成長，如果雙方發(fā)生性關系，這就是整個社區(qū)的監(jiān)管失職，會盡快召開社區(qū)圓桌會議，召集涉事雙方的家長、同學、鄰居還有警察來共同討論事件的危害，如果雙方家長達成諒解，事件就會調解解決，不必進入刑事程序。

　　而反觀中國，改革開放以來的快速城市化一方面瓦解了八億農村傳統(tǒng)的村社結構，另一方面新移民的涌入也讓城市中的個體彼此之間變得日益陌生。換句話說，社區(qū)的重建也是轉型中國面臨的課題之一，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，而社區(qū)圓桌會議這種在國外已經行之有效的模式，皮藝軍認為，在中國目前恐怕還沒有支撐其順利復制的土壤。皮藝軍建議，在這種情況下，我們可尋求在法律設計上下功夫，比如出臺司法解釋擴大對未成年人觸刑案件使用民事程序的比例。

　　記者手記

??? 法律實為保護未成年人性權利

　　記者注意到，李某一案在進入公眾視野后，一直在以“剛滿16周歲少年因強奸被判兩年”的核心信息進行傳播，不得不說，這是一次輿論的誤讀。如前文所言，李某的兩年刑期并不是強奸罪一項罪名所致，而是搶劫罪和強奸罪數罪并罰的處理結果。單就強奸罪而言，如果李某沒有前科，他很有可能被法庭判決緩刑，甚至免予刑責。

　　不過拋開這種無奈的巧合，當我們將話題的邊界限制在未成年人在明知對方不滿14周歲卻仍和其發(fā)生性關系這一事實是否應該追責時，大眾對這個話題的看法仍然莫衷一是，一些人認為，性權利天然應當為未成年人所享有，其自愿發(fā)生的性關系不應受到法律追責，而現在法律侵犯到了這一權利，為此相關法律應該受到質疑。隨著權利觀念的深入人心，這一觀點在中國有了越來越多的擁躉，尤其是在青少年當中。

　　的確，立法的本意是為了規(guī)范人們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，但是對于未成年人而言，權利和行為能力是兩個脫節(jié)的概念，因為種種原因，他們并不具備支持自身正確行使性權利的行為能力，如果法律肯定未成年人行使這項權利，必然會因行為失范而衍生極為嚴重的社會后果，比如未成年女性大量懷孕，人流手術激增等。

　　為未成年少女設置14歲這條紅線，并對與之發(fā)生性關系的已滿16周歲的未成年男子可能提起公訴，這樣的法律設計看似是對未成年人性權利的一種限制，其實是一種保護。因為這是一項伴隨一生的權利，而在未成年這個特殊的年齡段觸碰這項權利，很有可能會影響到其在未來的人生中正常享受這項權利。（郭彪?陳宇）